狗患治理困局：主要是有关部门无利可图

当街巷里的流浪犬数量突破四千万只大关，当每年超四千万人被犬只咬伤的统计数据摆在面前，狗患治理这个本应清晰的公共安全问题，却在治理实践中陷入了诡异的困局。某些基层部门对犬只管理规定的选择性执行，对违规养犬行为的象征性执法，折射出公共治理中更深层的价值迷失。

在市场经济渗透公共领域的今天，"无利不起早"的行政逻辑悄然蔓延。犬只登记管理无法产生土地拍卖式的巨额收益，流浪犬收容难以创造税收增长般的显性政绩，这类无法直接转化为经济指标的公共事务，往往被置于政府工作清单的末位。某地城管部门负责人曾直言："捕杀流浪狗既没有罚款创收，还要支付处置费用，这种事谁会积极？"当公共服务的价值被简化为经济收益的加减法，民生福祉便沦为利益天平上的砝码。

面对极端动保群体的舆论压力，部分官员展现出令人费解的绥靖姿态。某市拟推行流浪犬收容制度时，三百名爱狗人士的集体抗议就让政策胎死腹中；多地捕杀伤人犬只的正当执法，屡屡遭遇网络暴力围攻。这种对非理性诉求的过度妥协，本质上是公共治理责任的逃避。当行政力量在舆论声浪中节节败退，法律尊严就在一次次退让中消磨殆尽。更值得警惕的是，某些部门将动保群体的压力转化为"懒政"的借口，形成"越不管越不敢管"的恶性循环。

犬患治理困局暴露的深层危机，是公共部门价值坐标的紊乱。那些在招商引资中冲锋陷阵的干部，面对犬患治理却集体失语；那些在拆迁改造中雷厉风行的部门，处理违规养犬却变得畏首畏尾。这种选择性履职，本质上是对"执政为民"理念的背离。当公共安全让位于经济指标，当法律执行屈从于舆论压力，社会治理就陷入了价值虚无的泥潭。

破解犬患困局需要重建公共治理的价值理性。深圳等地的实践表明，通过芯片植入实现犬只溯源管理，运用大数据构建养犬信用体系，既能提升治理效能，又能化解执法争议。更重要的是，政府部门应当确立"生命至上"的价值排序，在流浪犬收容、狂犬病防控等领域加大财政投入，让公共安全回归公共服务的基本维度。唯有超越功利算计，坚守执政伦理，才能真正实现"民之所忧，我必念之；民之所盼，我必行之"的治理承诺。